两重结构下的危机和死结

——再思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

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或许构不成一个独立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真切地触及了中国人在当时所面临的几个最大的问题。从认清问题本质的角度看，是否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中国人在古时候并没有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只有笼统的"天下"，具体而言，也是某个王朝，外敌入侵的时候，捍卫的的是"大宋"或"大明"的江山。（在这里，儒家文化出现了一个悖论）

从伦理上说，臣子要对皇上尽忠，最好到死为止，那么明朝的遗老不该事清，另一方面儒家本质上又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国家）主义的，就是说，只要儒家之道还被尊奉，谁统治其实是次要的，所以汉族文人为康熙的四库全书效力是理所当然。）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一个特定地域，疆界，主权的"国家"始成型，由此而来的观念也逐渐强化。清朝灭亡前，这种民族意识首先表现为汉族对满族的不满，（孙中山言驱除达虏）也开始表现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排斥。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初追求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和自由。第二个是民权主义，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认识到人民应当有基本民权并将之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对于中国这个从来视人民为草芥的国度是了不起的，也是近代西方文明影响的结果。接下来是民生主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存，生存而要成为一种主义，完全有拔高之嫌，按说这一条并不如前两者那样具有"主义"的崇高性形而上学意味，后世还有人讥讽说孙大炮不学无术，闹出了"民生主义"的笑话。然而民生主义不是笑话，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下，人民的生存恰恰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人民的生存成为问题，既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也不是清朝统治的结果，其实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痼疾，孔子到处游说，期望的是恢复周文王时期的统治，周文王时期据说是非常繁荣且安定团结的，只是后世"礼崩乐坏"了。孔孟都寄望于贤明的君主能施行仁政，恢复过去的祥和。不论周文王的黄金时代是否存在，按《孟子》的记述，至少在春秋时代，中国百姓就已经生活得相当凄楚。《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就对君王指出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就连好年景百姓也没有好日子过，灾害和战乱就更不必说，孟子把这种现象看作是统治者不体恤民情的结果，他和孔子对君主们的反复苦口婆心的游说恰好证明君主们中极少有把自己子民的生死福祗认真对待。

但是孟子一切的思辩的出发点，他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教他们如何更有效地管制人民。人民在孟子的眼中，需要体恤，也蕴涵着巨大的力量，但他们相对于君主贵族而言，是等而下之的。"劳力者治于人"就规定了中国社会大多数的民众永远合法地处在被管制的地位。而儒家思想倡导的严格的社会秩序，就是为了维持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压迫。所谓"仁政"，只是对君主的一种未必有效的劝说而已。

诸子百家当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家--墨翟和杨朱。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具有初步的和平主义和博爱的倾向；杨朱鼓吹追求个人利益。从今天的观点看，这两者很早就具备了西方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又经过启蒙运动才确认的个人权利和平等，博爱观念。如果这两者的思想能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或许中国的社会发展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