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中是否必然埋藏着市场经济的种子。即便有的话，这个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发育，是否会结出同西方一样的果实呢。布罗代尔虽然反对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到单纯的文化因素上，但他也明确提出“它（资本主义）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注：（法）布罗代尔著（1976）《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第43页。）。而这种对文化现实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文化范畴，成为一个包容着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概念。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社会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注：（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8页。）。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它的生发需要特殊的文化土壤。要对东西方经济发展的道路差异、程度差异做出完整的解释，就必须追本溯源，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进行历史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有色眼镜”给我们带来的偏见。

交易、市场与上层组织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直至现在西方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把经济的专业化和分工当作“交易—货币—市场”发展的产物。从而分工、交易与市场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经济人类学的巨匠波拉尼指出，交易、货币与市场在本质上各有其独立的起源。以交易为例，波拉尼将其分为互酬式交易、再分配式交易和市场交易这三种形式。所谓“互酬”，是在以血缘及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作为义务而发生的“赠与”关系，在现存的所有原始部落中几乎都存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性赠与交换。应该看到，这种交换是先于剩余产品交换而出现的，它具有的“礼仪价值”只能归因于文化与习俗。再分配式交易往往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性权力中心和其全体成员之间，在非洲的达荷美王国，在每年举行的贡租大祭中，各村村民携带财物来到王宫前，在种种礼仪行为中将这些财物献给国王，国王则按照惯例把作为返还礼品的报酬分赐每一个人（注：（日）栗本慎一郎（1979）《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只有第三种方式，市场交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流行的交易方式，即通过匿名市场上的“自我调节系统”——价格机制来予以引导的交易。

与波拉尼的观点相得益彰的是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对“市场兴起”问题的研究。希克斯指出，先于交易经济与市场经济出现的是指令经济与习俗经济，这两者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部落时期。部落的生产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习俗（巫师是很重要的组织者），而其防御功能则依赖于指令（通过酋长）来执行。我们看到，波拉尼的“互酬”与“再分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俗经济的体现。希克斯进一步指出，在部落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出于征税需要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导致了需求的集中，从而产生专业化分工（尤指技艺上的），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埃及的手工艺人和我国东周时期专为天子“礼乐征伐”而服务的匠户。为王室服务的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因而分工也是先于市场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