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从内涵上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但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长期把二者混同起来使用，结果是“开错了药方”还自以为是，“看错了方向”也不愿意回头。本文将采取历史叙述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对我国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加以区分。

一、中国历史上“马拉松”式的乡镇改革

“乡镇”作为国家依法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等等。这是世界各国乡镇政权建设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自周代创建“乡制”开始，直到上世纪年代废除人民公社为止，乡镇的建制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等特征，经历了漫长、艰难而又复杂的演化过程。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变动频繁，显得相当混乱和无序。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我国的“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

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其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政治合理性和科学性。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周王朝为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建立了“六乡六遂”制度。即“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汉书》卷上）显然，此时的“乡”建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且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等社会功能。（《周礼正义》卷）“乡遂”之职皆有品级，如“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汉书》卷上）因此，西周至战国余年间，虽然诸侯争霸、战事频繁，但各诸侯国内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尚书·费誓》）齐国实行“国鄙制”等等。（《文献通考》卷）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恩格斯致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