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史思索

作者：董志凯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0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摸索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初步改变了落后面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了应对新局面，正在启动新的改革。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成功道路的选择绝不是主观愿望使然，而是顺应客观条件的结果。为了后续的探索符合国情和时代发展潮流，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其中离不开对60余年经济史的回顾与思索。

一、独特资源禀赋和后发历史背景是选择中国道路的基础

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在于适应中国独特的资源禀赋。中国是世界罕见的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统一大国。地域和民族的多样性，统一国家历史的相对稳定性，造就了千姿百态的乡村、城镇，经济、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抓住其中的关键环节和特点。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讲到，“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②

邓小平抓住的两个特点与毛泽东的看法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模式。首先是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土地改革不仅完成了从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巨大转变，使3亿多农民能够在农村“有业可就”，而且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革。③在这场运动中，建构了新的、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建国初期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还不能立刻吸纳农村和农业大量富余人口时，土地制度具有的社会安定保障功能就突出出来。保护农民有田可耕，应是1978年以后家庭经营直至今天仍然维护土地所有权公有的重要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针对后进大国经济发展结构多层次与区域差异，鼓励城乡发展民营企业并广泛吸引外资，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国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如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鼓励私人资本发展的同时实行限制与监督。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一方针指引了新中国建立头七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以及朝鲜战争促使中国加速推进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为主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尽早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学习苏联工业化经验，导致提前、提速社会主义改造。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短短四年内基本完成。这一方面使国家得以通过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压低消费水平，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突破瓶颈制约，为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的弊病越来越凸现出来。“文革”之后，改革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