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工新出路

诸如工伤、职业病、拖欠工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困扰农民工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问题我们能说出一大堆。这些问题有的得到了基本解决，有的正在努力解决，有的仍然被忽视。

2012年“开胸验肺”案以农民工张海超以悲壮之举让职业病备受关注，持续不断的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让农民工讨薪问题把xx帮农民工讨薪的年代拉回现实。这一切告诉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在路上。况且，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老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新老问题交加，让农民工不能忍受被“边缘化”之痛，也让政府部门对农民工问题不敢小视。

从“盲流”到“农民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伴随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称呼的改变，背后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农民工群体庞大力量的认识。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那么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碍一：城乡二元体制的人为壁垒

农民工没有低保，农民工没有失业保险，农民工受伤之后只能哀求企业给医疗费。农民工上班时间延长了又延长，农民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又危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要么不让进，要么要交“赞助费”，使得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对上公办学校只能想。为什么。为什么城市里的人享有的，农民工却没有。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换句话说，因为农民工仍然是农民。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从这开始，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一五”时期所建立的基本是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1956年，中国工业此时刚刚起步，由于中苏交恶，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此次的迁移对缓解当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的社会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且伴随户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上个世纪整个60、70年代自动流动的人口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