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已经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毕竟，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昭示着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而且要注意吸收国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发展独特、在

国际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即使在它自我封闭的年代，也仍然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外“中国政治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研究角度各异，理论观点多样。例如，按照王景伦的归纳，在国外中国研究重镇的美国，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种：（1）倾向模式；（2）派别模式；（3）官僚模式；（4）结构模式；（5）规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体模式；（9）合理性模式。[1]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痒，有些是雾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当的研究触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国内中国政治研究者广泛的响应。90年代后，随着中国学术对外交流的扩大，中国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对中国政治学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构比较合理、学理资源比较深厚、在学科上具有“大理论”（grandtheory）特征的理论方法仍然对中国政治学人的中国政治研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实际上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提供了虽然不同但有内在联系的一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