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规定》

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是有道理的，也总是在试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近，为了代表广大人民中律师的利益，他们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我才疏学浅，只是粗浅做了几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评论上级文件—这种“肉食者谋之”的事本无意做之，可一想到今天代表律师利益的上级，明天又会代表人民利益把一个个办案数量任务压下来，后天又会代表自己饭碗的利益把一个个工作组派下来督促办案，既然我的饭碗左右都是难捧，于是也顾不得许多，冒着顶撞上级的风险，只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且把这个《规定》评上一评吧。

非常有“新意”的《规定》

为什么要评这个《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定》很有“新意”，它主动放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侦查环节中对律师仅有的控制，同意律师可以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在事实上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进行辩护活动，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既有共识。

众所周知，1997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广泛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律研究成果、特别是英美抗辩制诉讼体制研究成果的法律。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参与刑事诉讼，这正是抗辩制诉讼架构的重要特点，而且律师的介入侦查其意义就是从侦查阶段就可以取证，并为庭审时的辩护进行证据准备。然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照搬英美法律的规定，仅仅在第96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种帮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限定为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律师而言仅仅是三项权利：

1、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3、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为了限制律师通过这种法律帮助获得案件信息，从而在事实上进行取证活动，为庭审辩护做准备，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帮助中律师可以获得的信息，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必将引发争议。

果然，侦查机关与相关部门在律师介入侦查可以获得的信息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规定以9至12条，共计618个字来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的各个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但恰恰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直接反映出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继续模糊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表达”正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即当法律制定者对法律条款表达模糊时，该条款的含义由有权机关自行理解执行，而有权机关当然不会从条款的其他关系者的角度理解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完全由侦查机关从法律帮助的含义上去理解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