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犯罪结构重点的罪量因素

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之条件，这已是刑法理论上的共识。然而，各国刑法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是有所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此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方法，因此根据行为性质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任何犯罪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具有特定的性质，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就成为定罪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是行为的质的构成，而不涉及行为的量。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罪质要素。当然，日本刑法理论上也有“可罚的违法性说”之倡导，主张轻微的法益侵害行为不予处罚。但在犯罪构成体系上，是通过构成要件阻却与违法性阻却的方法解决的，而没有设置一般性的罪量要素。[1]我国对犯罪成立条件的设置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不仅定性而且定量。我国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中有但书之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大体上有两种情形：

一是刑法没有定量规定，而只是对行为作了规定，例如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只要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都应构成犯罪而无论情节轻重。即便如此，故意杀人行为仍有按照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情形。例如1986年发生在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1991年4月汉中市法院对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起诉的蒲连升、王明成做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1992年3月25日，汉中地区中级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是刑法有定罪规定，例如刑法第307条第2款关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规定，构成本罪不仅要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这里的情节严重，就是该罪的罪量要素。在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没有专门的罪量要件。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这些犯罪的数量要素的性质还存在不同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3]第一种观点是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犯罪成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犯罪的数量要素，不能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数量要素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第二种观点是处罚条件说，认为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