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权利的法学研究

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代理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