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多边主义的决策评估诠释

论文关键词：司法政治决策；垃圾箱决策理论；司法多边主义

论文摘要。面对政策评估垃圾箱式的决策过程，最高法院需要抛弃原有的单边主义理念，恰当地选择司法多边主义立场。基于这一立场的司法政治决策机制，在多元规则、沟通商谈和合法性检验三个维度上都亟待有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的政治决策往往产生悖论后果，是没有意识到政策推进可能产生的现实弊端，抑或对未曾预料或隐藏的实施成本给予足够的思量。最高法院的政治决策应当尽快完成社会功能的定位，沿着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乡村土地流转的决策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展开更为积极的政策评估，借入“垃圾箱决策理论”可以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合理的解释。

无论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掀起的土地改革，还是最高法院不断出台的涉农举措，有关土地流转政策的司法化已成为一个颇为令人瞩目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作为中国本轮土地改革的关键，农村土地流转不仅成为解决饱受争议的城乡“剪刀差”的制度化统筹实践，而且指向曾经作为重大制度创新的联产承包制的历史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涉及中国农村既得利益调整、主流观念改变和体制运行方式演进的深刻变革。显然，最高法院正在酝酿的新一轮土地流转政策的司法化进程，需要展开更为积极的政策评估作业并保持必要的“审慎的自制”。

一、司法政治决策理论的梳理与批判

相较于国内理论界大多行进于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极为独特的最高法院政治决策研究成为“最短的木板”。

现有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条进路。一是基于限权宪法、最小危险部门或精英理论的研究，其从权衡最高法院在宪法限权条款执行、权力分配平衡等方面的政治权力架构视角，围绕政治决策是否应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提出不同主张，代表性的有罗豪才、熊利民、赵晓力等；二是顺沿最高法院特有的司法解释权研究，详尽解析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本身或具体司法解释在公共政策上的利弊得失，代表人物包括朱苏力、沈岿、陈春龙；此外，从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历史经验、权力策略以及从角色悖论及其演化进行的研究，亦颇具特色，季卫东、侯猛、喻中是为代表。

然而，无论何种进路多表现出以下几种倾向。（1）宪政色彩较为浓厚，将宪法视为“高级法”所展开的政治决策正当性研究成为主流，定位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2）虽有指涉司法过程的民主化问题，但更多偏向于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思路，而鲜有法社会学背景下的考量；（3）面对政治决策的见解止步于寻求法律词语的“普通意义”，或通过搜集和运用立法资料来确认“立法原意”，而如何随时代发展补救性地作出深化立法原意的政治决策，莫衷一是；（4）多数认可最高法院呈现出纠纷解决方面的“积极司法”乃至具有规则创设意义的“能动司法”动向，可是对于赖以作出政治决策的内部整合化作业在形成“政治司法”上的重要意义，仍未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