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引发机制探究

缺乏相应金融监管而引起金融创新的异化

货币是生产与流通环节的重要中介。在古典主义的货币理论中，关于“货币是否中性”就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是货币经济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与非货币的物物交易经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货币作为一种面纱在‘实际’经济的运行之外，货币经济和物物交易经济相同吗。或者换一种说法，货币仅作为经济机制的润滑剂在起作用，并没有改变经济机制的运行方式吗。”［4］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清楚说明，金融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所昭示的，是一种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性力量的扩张。为此，在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存在着相互性。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金融的创新应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离开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谓金融创新，不是金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的体现，而是对金融的误解，是对金融的滥用，更是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从实质上看，是金融创新的“异化”。例如，在美国，曾经颁布的《1980年银行法》规定取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额，允许各种金融机构加强业务交叉和渗透，开放各种金融市场等，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业也纷纷效仿。这样的结果是，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忽视了对金融的监管。2005年4月，格林斯潘曾经这样说：“以往资格较差的申请人完全贷不到款，如今，贷款银行能够相当有效地判断各个申请人的相关风险，并适当地对风险进行估价。这样的改善已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发放量迅速增长。”正如他所说，次级贷款确实增长迅速，这也同时为“次贷危机”种下了隐患。［5］金融学家莫顿•米勒曾经指出：“金融衍生产品为管理几十年来苦苦困扰着商界的诸多风险提供了‘廉价’的手段”［6］。但是，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也深刻说明，金融衍生品对于金融创新的作用与意义，应该建立在完善的金融监管的基础上。离开了监管的金融创新，就会枯萎。正如货币哲学家西美尔所指出的，“在交换之外，货币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与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7］。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放大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