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危机与转变

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命题，旨在廓清文学本质，对文学研究的对象作出明晰界定。就文学性的问题意识来说，探索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定文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鲜明的本质主义色彩，属于现代范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文学性的解决方案而言，俄国形式主义从文本内部的物质构成切入，法国结构主义致力于构建完整可转换的语法关系，将各类要素统一于和谐整体。两者对文学性的挖掘，在立场上皆暗含对理论纯粹性的诉求，在策略上均将文本作为封闭实体，聚焦文本的内在结构，受到了后现代的猛烈冲击。1968年，法国的子夜出版社合集出版《泰凯尔：总体性理论》，宣称：“一直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属于一个已经过时的时代，它已经为新生的书写科学让路。”［1］（p212）何谓新生的书写科学。如何挽救文学性。法国文论家巴特（rolandbarthes）与苏俄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jurim.lotman）基于传统文学理论范式困境，从文本多因互动格局入手，以对话产生意义为核心要旨，围绕“作者”挖掘出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对等级森严、缺乏活力的文学本质观展开批判与重建，促使文本从静态结构转变为跨学科的书写实践，推动了文学性的内涵变迁。

一、巴特的文本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