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阳明学的宗教化

内容提要。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主题词：王畿，良知信仰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是王阳明的高第弟子，不仅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发展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1]其良知观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作为道德实践先天根据以及宇宙万物本体的良知，已经被视为终极实在，从而成为信仰的对象。而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不但在中晚明的阳明学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回响，更代表了阳明学宗教化的一个基本形态和主要取向。

一、

相对于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体性取代前者的权威。虽然对朱子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对阳明来说良知即是天理，但毕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体性，后者倾向于内在的主体性。对于外在的天理，不论是出于如康德所谓的敬畏（achtung），还是出于如同席勒（friedrichschiller）所谓“对义务的爱好”（neigungzuderpflicht），[2]都不免更多地需要以服从为原则，而对于内在的良知，却首先需要以自信为基本的出发点。阳明曾经赠诗与其同时代的朱子学者夏尚朴（字敦夫，号东岩，1466-1538）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夏尚朴答诗则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可谓鲜明地反映了服从天理与自信良知两者间的差别。

阳明晚年居越以后，致良知的理论与实践俱已臻化境，如龙溪所谓“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从者益众。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丽空而万象自照；如元气运于四时而万化自行”。[3]此时阳明致良知工夫已经日益真切、简易，正如阳明去世前一年（嘉靖七年，1527）在与安福同志别离之际所言：“凡工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4]简易真切之极，往往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绝”而生发出内在的信仰。嘉靖四年（1525）阳明在给邹守益（字谦之，号东廓，1491-1562）的信中说：“以是益信得此二字（良知）真吾圣门正法眼藏”。[5]《传习录下》基本上为阳明晚年之语，其中也有强调对良知要“信”的话，所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6]而在阳明归越之后所作的《月夜二首》诗的第一首中，阳明更自信地指出：“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7]由这些话语可见，阳明晚年思想中已经流露出对良知信仰的意味。

如果说以良知为信仰对象在阳明处还只是初露端倪的话，到王龙溪处则已经成为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对此，龙溪不仅有着高度的自觉，更是反复言及的话题。在整部《王龙溪先生全集》中，关联着良知而要求“信得及”、“信得过”者，至少有二十八处之多。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留都之会上，龙溪指出：

良知便是做人舵柄。境界虽未免有顺有逆，有得有失，若信得良知过时，纵横操纵，无不由我。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纵至极忙迫纷错时，意思自然安闲，不至手忙脚乱。此便是吾人定命安身所在。古人造次颠沛必于是，亦只是信得此件事，非意气所能及也。[8]

在遗言中，龙溪也将自己工夫的得力处归于对良知的高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