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双重脱嵌金融研究

1农民工群体的历史演变回顾

自民工潮开始以来，以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为代表的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就一直高度重视这一现象。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民工潮都是当代中国的特色历史现象。它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产生，冲击并突破了数十年铁板一块的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因此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中国的未来。

1.1第一次民工潮。1978年，中国开始尝试在农村进行经济体制创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四五年之后，温饱问题被解决。当时针对市场信息的技术支持有限，初级农产品市场供给侧不久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卖粮难问题使各地政府开始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大约有7000万公顷耕地转产经济作物［1］，促进了相关配套加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产业链的延长、乡镇企业的发展，深度更新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大约一亿多的农民就地“由农转工”，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的就业目的地是乡镇企业，他们离开了土地，但没有离开农村，加入了工业生产，但没有进入城市生活。

1.2第二次民工潮。第一次民工潮后，乡镇企业成为计划企业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企业造成了很大挑战，受限于落后观念，改革没有抓住农村城市化的难得时机。1988年，大抢购乃至挤兑现象出现后，中央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首先受到了冲击，不久城市粮食供应制度也被废除，于是乡镇企业的绩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持续下降，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情况，农村的“推力”开始显现;几乎同时，在邓小平南巡考察建议大力发展开发区后，沿海地区借助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经济开始起飞，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趋增加，城市的“拉力”也开始显现。“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叠加，使得我国在1992年出现了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2］的现象，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不同于第一次民工潮，这次的目的地是大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几个特区城市对外来的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吸纳，但是在社会上排斥，进城农民工一直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1.3第三次民工潮。大量农民工的涌入，使劳动力成本得到了极大的降低。20世纪末，随着香港回归，港澳台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广东迁移，低廉的劳动力、优质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尚未被挖掘的消费潜力使得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核心承接地，以上要素都刺激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而且，自此以后，进城民工的数目一直在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以每年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在增长，目前城市的农民工的总额有1.2亿［3］。处于第三阶段的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们不再暂时栖身城市，而是偏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周期也在不断增加，且存在全家迁徙的倾向;他们几乎没有务农阅历，对城市的认同感远远高出了对农村的认同感;维权意识开始醒悟，能够诉诸法律和媒体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的社会价值环境也有了改进，城市人开始认识到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意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和旁观者。

2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脱嵌困境

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农民工内部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入这一群体，即农民工群体发生了“代际更替”。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仅脱离了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客观的社会关系和主观的认同心理方面渐渐远离传统———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双重脱嵌”困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