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人学研究

一、高等教育研究中人学视角的缺位

人类历史上，高等教育的兴起时间要远远早于中小学教育。由于在古代社会，“接受教育就是少数统治者子弟的特权，因此所谓教育，在古代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教育的理论就是高等教育的理论，或者说那时的教育哲学，便是高等教育的哲学。”同时，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大学一直处于“象牙塔”的地位，世俗化程度较低，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一直都是以非教育学者的零星著作的形式出现的，而教育学则主要以中小学教育作为其研究对象。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高等教育中“人”的研究散见于各类著作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包含在大学理念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从时代精神和自身学科背景出发，撰文探讨理想的大学和大学人应该怎样，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受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德国古典大学思想。康德、施莱尔马赫、费希特、谢林、洪堡等人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从关注人的精神和永恒性出发来论述理想的大学教育是怎样的。譬如，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中提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学者只能用道德的手段影响社会……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完全是从人类的发展来认识大学和大学人的使命。而洪堡则认为人的精神显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指泛民族、超个人的人类精神;一是指每个民族或个人所具有的精神个性;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就是有修养的人，也就是大学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完人”。同一时期受到理性主义影响的纽曼，其大学理想中也隐含着“人是宗教的和理性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的人性假设。而在赫钦斯看来，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人”，让人充分发挥理性、道德和精神能力，而不是培养“人力”。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一书，首先论述人的“精神生活”，从人的存在和理性的角度出发探讨大学的目标，并且还在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中，专门撰写了一章“人的因素”。二是对大学人所进行的具体研究。譬如，德国学者包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分两卷分别研究了“大学教师和大学教学”和“学生与大学学习”。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演讲中，对大学教师的职责、大学教师专业化的危机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而索尔斯坦•凡勃伦则在他的《学与商的博弈》一书中，专列了“大学教职员”和“学者的命运”两章来论述了商业文化对学者的侵蚀。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还是比较零散的，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人学视角来展开的，这既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也与这些思想家或学者的知识背景密切相关。“二战”以后，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潮开始兴起。

二、人学视角之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