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
由唐入宋大都市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内涵的深刻变化。有人认为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城市生活世俗化或平民化的倾向。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城市的生命在于流动。坊市制度的崩溃,使人的流动有了更广阔和不受约束的空间。人的流动有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对大都市而言,就是吸纳更多的外来的、流动的人口,以及人口流动频繁;二是社会意义上的流动,即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由于这两种流动形式的共存,才使城市充满活力。所谓城市生活世俗化、平民化,也是一种内在流动,是上述两层含义的延伸: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开放,贵族与平民城市社会生活内容的趋同,等等,都是在流动中实现的。
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凡是流动停滞的城市,其发展必定停滞,凡流动缓慢的城市,其发展必定缓慢。本文拟从《北里志》①和《东京梦华录》②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流动人口与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
一长安城与诸妓
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唐到宋,生活在都城的妓女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社会变化。
唐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但在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服务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界限。《北里志》是晚唐人孙棨所著,专门描写居住在平康坊的妓女生活。
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③,唐长安城坊区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临春明大道,北邻崇仁坊(夹道春明大道),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皇城东门景风门,门外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称进奏院,据考证,崇仁坊内有进奏院25个,平康坊内有15个,宣阳坊内设有6个,务本坊(平康坊西邻坊)内设有2个,崇义坊(宣阳坊西邻坊,位于平康坊西南)内设有5个,胜业坊有3个,永兴坊有4个①。朱雀门南贯通城东春明门与城西金光门之间的春明大街是城内东西向大街中最重要的街,它经过东西两市的北沿,西端与漕渠连通,商贾及流寓人口可由此入城交易谋生,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使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口最多、流动人口出入最频繁的坊区,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并带动一条大街的喧嚣,“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②。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也可想见。
长安妓女可以分为几类。一部分人身份是宫妓,是专门供奉宫廷的艺人③,按规定不能随便出宫,基本没有自由,如《太平广记》卷489《冥音录》所载,崔氏女弟艹奴,善鼓筝,早卒,在阴司簿属教坊,宪宗召宫居一年,又“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后又“复得侍宪宗”,须定期上番,“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第二部分人是挂籍在教坊,随时可能要应召,但居住地在宫外,有专人(都知、假母)管理,行动受到限制,如有朝士宴聚,须有诸曹署行牒,然后才能外派。私自外出也较困难,应召侍宴但不侍寝,只在坊中接待来客。虽然有人被权贵包占,但未脱籍者仍要应官差。第三部分是不属教坊、不受官府管束的私娼。从晚唐小说笔记看,当时官府对私营妓女没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二《北里志》与平康坊
《北里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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