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比法律更重要

常听人们把腐败归咎“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似乎制度和体制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事实上，体制虽然能提升个体责任，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规则。制度是建立后，互相监督得不到保证，这就不能完全归咎为制度的问题，人的因素则是更大的问题了。

好的体制与国民的素质相适应，没有自由思考的群体作保证，再好的制度实行起来，也会大大地打折扣。当然，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容易滋生腐败，但是一味埋怨体制而忽视人群的因素显然是有失偏颇。国有大企业的制度是比较严的，而贪官们拿公款比拿自家的钱还方便随便。那么，那些监督机构和人员都哪儿去了呢。显然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人是起决定性的东西。俄国普希金说过：“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也不是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老百姓的公意。”雨果说：“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一位智者说过：“民主的获得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人的因素的提高。”毛主席说：“政策一经制订，干部起决定作用。”

同样的体制，不同的作为，谈腐败之源，又怎能对人的因素视而不见。更何况人是一切活动的推动者、实施者，是体制的制订和完善者。在任何极端的体制和制度下，也不乏不出卖自己灵魂和良心的人；再宽松的环境里，也会产生的软骨头的个人和群体。民主和法制的灵性有赖于忠实于它的人群的灵性。没有道德、良心和灵性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法律和秩序。

华盛顿说：“民主社会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德行作依靠，否则秩序就不能维持。”早在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克就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英国人伯克说：“有德的人民不会推举出腐败的代议士；卑劣、懒惰、不懂辨别的人民，不会拥有廉能的政府，这是古今的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