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捍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捍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著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著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捍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