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依法行政难题探讨

引言法治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法治不仅仅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能保障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保障社会公平公正，增强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感，提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政府法治化水平的高低能够反映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实践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是法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法治发展的根本保证；法治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如果法治发展滞后，经济社会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为了促进法治与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要把统筹法治与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法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民族地区多为欠发达地区，处于发展的艰难爬坡阶段，各项综合配套改革都需要法治保障。只有严格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便捷、高效、诚信的公共服务。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征又决定了进行法治建设，全面推进政府依法行政，首先要从制度建设入手。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

民族地区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上看，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特征。从国家结构上看，是我国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的民族自治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宪法建构的框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从文化心理上看，各民族都认同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伦理，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省一级包括内蒙、宁夏、新疆、广西、西藏五个，还有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民族自治地方之外，在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还设有1093个民族乡（苏木）。［1］在这些地方除实行自治的民族外，还杂居着汉族等民族，大多地方汉族的人口数超过了少数民族的数量，如贵州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汉族人口占到75.62%，少数民族人口只占24.38%。［2］民族地区的民族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区域经济社会的特殊性，他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显著特征。

（一）农业仍然是基础，技术进步极为缓慢甚至停滞。农民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类型的耕地，播种同样类型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而且这些技术主要是根据传统由农民以口授和示范的方式传承，他们很少也不愿意接受新知识。例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大多数农户种植的是玉米、荞麦和马铃薯，土地贫瘠，产量低，当地有“苞谷荞麦过日子，要吃白米坐月子”的民谣。而且农民从心理上排斥技术的传播，政府推广的新农业技术很难普及到农户。这注定了这些区域的整体贫困。不过这种传统农业虽然是一种贫穷经济，但也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3］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农民生产经营的目的和结果主要是维持生存，只能满足农户家庭成员自身再生产的需求，不可能有更多的产品剩余，给市场的产品供给少，参与市场的机会少，缺乏与市场的互动。农民的生产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大，遇到好年景获得丰收，自然可以消费更多的农产品，但遇到歉收则不得不减少消费，甚至挨饿，遇到灾年，就只有靠政府救济过活。农民的消费结构以食品为主，而且常年没多大变化，恩格尔定律在这里失去意义。这种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决定了不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市场，因此也不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经营和劳动分工，只能在有限的市场条件下存在有限的专业化和分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