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管制的公共性与利益中性

药品方面的情况较为特殊。俗话说十药九毒，本是治病救人的药品大多数都含有毒副作用，为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制定了极为严格的药品生产与使用标准，这体现了政府管制的基本特点，即突出公共性，追求利益中性。对于危重病人来讲，能够生存或是延续生命是其根本的人生目标时，药品的副作用自然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但药品的使用必须科学合理，不能因为病人强烈的求生意愿就滥施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这里管制者既要管住药品的生产标准，也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疹疗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就进入制度层面了。制度层面的规定必须广纳民意，很多规定实际上是有利于多数人原则，同时也包括效率原则。比如汽车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社会活跃度，但其成本则是大量土地辟为公路并增加了车辆交通事故的概率，每年全世界有数十万人死于车轮之下，其危害不亚于一场大工业规模的战争，但人类并不因此而取消汽车，而是不断完善相关规则。解决汽车交通的管制包括驾驶员持证驾驶制度、系统的交通法规和细致的交通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交通意外保险制度等，虽然交通意外仍然每天都在发生，但已有了系统的规则进行约束，各种利益相关者都能接受，如有相关人员权益受损，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这样效率原则也就与人们的利益相容了。制度层面的稳定与权威状态就成为立法，显然立法是更为标准化的制度，所谓依法治国，应该就是法制健全、依法行政、违法必究的一种状态。如从理论层面讲，则可建构起政府管制的基本依据，它要求松紧结合，宽严相济，完全的管制会彻底封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其生机与活力趋于消失，前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情况提供了典型的例证。理论层面也提供管制的价值取向。精英意识主导下的西方文化，体现着鲜明的丛林法则，即胜者为王，赢家通吃，社会分工中头脑行业制约手脚行业，资本要素所有者分享最大份额，金融业为诸业之首，金融业的高管则又在业内收益分配中占有最大收益额。这种收益分配的普遍认同就形成建立相应管制规则的理论基础。这样，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金融业，比如银行业高管收入可以高达几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普通员工收入也因行业的优越地位而有数十万美元的收益，这种收入虽然比本行业的高管少了很多，但也大大高于大多数非金融行业的平均收入，这种思维模式被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引进来，也就形成了类似美国的收入差距情况。以致社会权贵会有意识地设租，在各类企业中都有意识地设立一些高收入岗位，甚至出现了一些企业高管收入大于企业收入的情况。其实这里体现出的，就是管制者放任利益集团或是被利益集团所俘获的情况，这在中国的垄断性行业，或电信业、电网业、石油石化业、各类矿产业等，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应用层面的情况则更为不确定，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都是运动和变化的，既有各种常态化的管理，更有各种偶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管制的应用则是为了使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从而维持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与运行。从总体上讲，应用层面不过是让各种管制理论得到应用，也就是说，理论的逻辑取向与价值取向决定了应用的利益偏向，并形成利益得益与受损的相应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