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结构

一、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笔者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问题形象的概括。

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则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从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随处可见，且日趋严重。比如，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一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