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合理境界

领导的最高境界，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型”；在东方，则较多地被认为是“无为而治”。这多与其文化相关。

成中英教授指出。卢梭的《民约论》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韦伯因此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宗教改革所赋予的个人的终极权威，其发展是有限的。西方社会肯定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权威，这就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发展就是凭借个人的理性、科学的知识、宗教的信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动和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认为领导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被认为是最高境界，就在情理之中。

成中英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管理理念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因而，认为领导不违背人的自然属性，“为无为，则无不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以无为而治为最高境界也就很自然。

然而，观念毕竟是观念，只是人主观的意愿、体验的体现，经过实践的无情检验，人必须修正自己的观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并未证实“民主型”领导绝对优于其它类型的领导，也未见谁能达到所谓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生中能够实现的东西：领导的合理境界。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乃在：一切求合理。”

四维的合理境界

这种领导的合理境界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有四个维度。修己安人、持经达变、曲而后全、持中致和。

第一维度：修己安人

曾仕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安人是目标。一个人只会修己不会安人，那他只配做隐士。而管理者应既会修己又能安人。”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孔子。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论语·宪问》又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身以建立权威，又应用这种权威影响力来安人，使组织有序化。使自己能够顺其自然地成为组织中的控制力量，发挥领导作用。以避免“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另一种控制组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