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意味着对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战略做出方向性调整。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到“逆城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问题。这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积累形成的“三农”问题有了得到实质性化解的路线图。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时候，就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农村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从农村获取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造成这三大要素长期净流出，“三农”问题因之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现在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非常复杂，被动地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那样按照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须转向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标志着国家在发展方向上产生根本的历史性转变。要深刻理解这个转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梳理过去一百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处在什么历史方位，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对改革最好的纪念。

一、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

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三农”问题的演进与我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高度相关，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这个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80—1988年、1989—2002年、2003—2012年、2013年至今（这个阶段划分跟领导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执政后）。

（一）1980—1988年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财政危机中，国家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由农村承载财政危机期间不能就业的城市劳动力。1980年爆发的被称为“洋跃进”引进外资所导致的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载城里人失业，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1980—1985年，18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发区的设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来源，但也如毛泽东时代引进外资一样带来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于是城市产业集团推动中央在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旨在增加出口创汇偿付外债，但1988年爆发恶性通胀，1989年生产停滞，农民从农产品获取收入显著降低。这以后，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步，属于农民在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创造之一的乡镇企业，受国家外向型政策调整的影响，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态势，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部分转型为外向型合营企业，内地乡镇企业则陷入低迷不振状态，农民的兼业货币收入大大缩水，“三农”处境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农村以不同于集体化时期的另一种方式承担了危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