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行政文化对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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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是政治的主干，具有一种什么特性的行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前途至在重要，（注：罕岳：《行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社会发展要求一种有效能的进取型的行政管理，而管理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相应的文化特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数千年的文明史使得中国行政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沉积，同时使得行政文化保持有浓厚的旧行政文化特征并顽固地影响着中国行政，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对行政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在变迁与整合的激烈震荡中，行政文化自身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社会发展和稳定。

一、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现状和特点

中国社会的转型，在理想上有一定的主导趋向，但现实却是非常复杂的，严格地说，是社会进入了变动不居的动态化过程。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既充满着希望，也潜藏着危机。中国行政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也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意味着辉煌前景的、顺乎潮流的主流趋向，也有形形色色的分流、逆流及不谐的音符。

第一，改革开放使行政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不同性质文化的开放性。在中国社会由全能的行政控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转型中，开放的市场经济需行政系统与外部的信息进行沟通，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活动增加调节能力和更新能力；市场经济还要求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并能与国际接轨，固步自封，划地为牢等狭益意识要为进取外向的开放意识所取代。（注：阎越：《重构政府行政文化》，《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6期。）行政文化的开放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第二，行政文化由“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从1979年开始，我国政府的工作已开始转移，但“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困扰着行政主体及行政文化的走向。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以务实、敢为为特色的广东行政文化，才真正开始强调以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国力增强为衡量行政文化的核心标准，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只有当行政的重心指向经济发展时，社会发展的稳定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第三，中国行政文化开始呈现出法理型的特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治文化。（注：阎越：《重构政府行政文化》，《中国行政管理》1997年第6期。）它是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同时也是一种人治型文化，它的一整套体系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人们习惯上行下效，重视人的修养，却忽视实际行为的客观效益。市场经济兴起，为法理型行政文化的上升提供了契机，抽象的品德和修养，势必为具体的能力和政绩所取代，自律机制在保存其合理性的同时，必将得到他律机制的补充，而且自律机制的主导地位也将让位于他律机制，行政整套体系更趋向于法治化管理。

第四，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并存中冲突加剧。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层次性和地区差别以及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形成了不同性质的行政文化广泛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文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文化和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加强，旧的行政文化已愈来愈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负面作用更加突出，愈来愈成为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文化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