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改革中思维方式突破

在今日，我国新课程研究与实施应积极探索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转换，防止教师或者因为茫然困惑、手足无措而不会“教”新课程，或者因为抱残守缺、固执旧理而抵制新课程，使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与问题，造成新课程改革因教师的不适应与不符合而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因此，关于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思维方式研究，不只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

一、突破“确定性”的课程逻辑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确定性”意味着客观性、普遍性、必定性的逻辑，意味着准确无误的规范、无可置疑的结论。

对学校课程而言，“确定性”逻辑首先意味着课程是由准确无误、永恒不变的科学知识构成的。它传承普遍真理、规律与价值，是绝对正确、无可置疑的。对此，日本学者安彦忠彦指出，以往教学内容的这种权威性品质意味着“学校中传送的知识，都以为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确凿性，具有不容怀疑的‘自明性’”。[1]其次，“确定性”逻辑将课程视为预定的、只需记忆的“绝对真理”，课程要以认同已在的文化现象为逻辑起点和依据，从已在的文化现象中寻找其本体内容和获得性的价值取向、目标指向。这种先在决定论，赋予了课程同质主义品质与机制。

作为一种机械决定论，“确定性”逻辑无视学校课程的发展性、创新性、建构性特点与机制，以某种固定的、规约式机制支配课程研制和实施。它强调秩序与控制，关注预定目标的达效果率。这样，课程便成为一种社会控制与支配的手段和工具。对此，澳大利亚学者康奈尔认为，“纳入学校课程的知识从一开始就是由社会形成的。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关于什么是‘基本技能’、什么是知识的‘核心’领域、什么是知识地图上的界限的观念，都是一门复杂的政治学的产物，是由更广的社会权利分配形成的”。[2]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学校课程的霸权主义与绝对主义品质。显然，基于这种“确定性”逻辑和规范，学校课程只能表示为某种永恒的、绝对的书本知识形式与规定的技能体系，严重误读了学校教育的品质、使命、方法与逻辑。

如今，终结“确定性”逻辑的呼声，已成为时代最强音。r.伯恩斯坦明确指出，在现时代，“所有追求确定性、渴望绝对，确信有或可能有终极的语言，一切差别最终必将调和于一整体性之中的观点都应该抛弃”。[3]于是，批判、解构、逾越“确定性”追求这一人类由来已久的保守、习惯与思维方式，成为学术探究与社会实践改革的主题。各种新的学术范式与改革方案无不寻求一种崭新的逻辑与概念，以取代“确定性”逻辑与规范所赋予的给定性品质。在这样一个普遍怀疑、批判、拒斥“确定性”的时代，课程改革必需消解、逾越“确定性”逻辑，建构具有“生成性”品质的学术研究范式与实践运行方案。对此，多尔教授认为，现代主义课程逻辑，是以保守科学认知方式为基础的，以简单、稳定、永恒为特征。这种课程逻辑强调预设明确目标，选择客观的、永恒的、真理性的文化知识。而后现代课程是生成的，而非预先界定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