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税收征收制度和土地制度

一般来说，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出口与内需。因此，人们往往将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与消费需求统称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但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奇迹，则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与出口拉动。

投资驱动增长是过去从苏联引进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起初的动因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以后，这一模式事实上未发生根本转变。长期的投资扩张，在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导致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变迁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工业增长偏好”的路径依赖和消费与需求的不足。为了解决因市场容量约束引发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向东亚国家学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即，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释放，以此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于是，“资本扩张型”和“出口导向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显著特征。

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结果

上述增长特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用的结果：

（1）财政包干与分税制的激励。从1980年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到1994年实行的财政“分灶”体制（分税制），有着特别的制度激励。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接近80%，分税制改革后，迅速下降到45%左右。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52.6%上升到2007年的76.9%。“财权上移”、“事权留置”，形成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在行政等级、政绩考核、事权问责、任期制度等政府治理制度背景下，弥补缺口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基本冲动，于是，地方政府将经济目标———财政收入放在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