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实验的理论及实践

《人民教育》杂志记者刘群

本文刊于《人民教育》2008年第21期

几年前，一位朋友问郭思乐教授。“什么是教学。”

郭教授回答说。“如果你告诉学生，3乘以5等于15，这不是教学。如果你说，3乘以5等于什么。这就有一点是教学了。”

“如果你有胆量说：‘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学了。这时候，打瞌睡的孩子睁开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学生也不玩了：‘什么什么。等于14。’”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来论证等于15而不是14。比如4个3是12，再多加一个3，是15；数一数，5个3是15，等等。”

这一段小小的对话，闪烁着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理论的智慧之光。

“儿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郭思乐教授说，“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还拖着鼻涕，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都将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儿童不可限量。”“我们所做的，全都要通过儿童自己去最后完成。一旦我们醒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就会明白教育过程的主人和主力，原来是儿童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儿童自主发展的服务者和仆人。”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论。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而教师则要退后，他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生本教育”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帜，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自1999年以来，“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

在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奔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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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开学，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

走进教室之前，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课。此前，他曾接受过一些“生本”理论培训，也观摩过一些“生本”课堂，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生本”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讨论，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依靠学生，他们能行吗。

读完课文，他试着问学生。“这篇文章，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学生说：“课文里写着：‘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老师坐得高一点，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师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而我们却不是。”“还有，‘不要过分用功’。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

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这时李卫林提醒说：这些问题，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学生马上追问：“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