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城镇社区自治中的无缝管理与行政局限

（居）民的高度认同，大多数村（居）民不是认为网格化管理管得太多，就是认为太形式主义，没有真正让农民从中受益。网格长在执行管理中常常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代表，这是因为网格化模式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安排，尽管它有利于迅速掌握基层的社情民意信息，但却未能改变社区成员作为被动管理对象的局面，政府仍是社区事务运作的核心。在权力行使方面，网格化模式力图将城市基层问题于网格内解决的行为逻辑，使得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被架空，逐渐被边缘化。

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出后，得到了各地竞相效仿推广，在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网格热”。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曾用“社会的麦当劳化”来描述美国社会中麦当劳快餐店的经营规则逐渐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和机构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机制。“社会的麦当劳化”所体现的实质上是韦伯“工具理性”展开所导致的社会合理化过程，麦当劳体制的主要特征在于为顾客、员工以及管理者提供了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它通过标准化和均一化的运作模式使组织的合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此种机制渗透到社会体制中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各种机构和过程的单一化和机械化，从而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冷酷地控制了每一个人。而网格化模式的盛行也极易造成社区管理的“麦当劳化”。

网格化治理模式自实施以来，便以体制运转的高效性和超强的执行力，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通过细化管理单元的方式来实现全方位的社区治理，但此种模式设计却更类似于一种应急性的处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缺失和运行力的单一使其长于处理社区治理中表面的、规范性的、浅层次的问题，却短于处理复杂化、深层次的问题，难以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可以说，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下沉，将国家政权力量向基层社会延伸，基层社会形成一种“创制秩序”――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化使得由承担统治职能的组织（即政府）来提供合理性秩序的状态，[8]它是一种刚性的基层秩序。当然对于社会秩序和维护稳定的看重无可厚非，但是秩序本身的目的是为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提供保障，而不是目的。如果仅以管控为目的，则会打破农村社会基于地缘、血缘等天然纽带而形成的自然秩序，破坏了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的自治力量，也不利于新的自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破坏了政权国家与基层自治社会的有机互动。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种缺乏社会力量，只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治理模式，可能会像人民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模式一样，网格化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参考文献：

[1]陈平.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47-50.

[2]陈先毅，施倩.对数字化网格化管理的理论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6（1）.

[3]李鹏.我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管理研究的恶拓展[j].数字城市，2011（2）.

[4]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j].公共行政评论，2012（2）.

[5]田毅鹏，薛文龙.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j].学海，2012（3）.

[6]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4（3）.

[7]许欣.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反思[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4：

3.

[8]田毅鹏，薛文龙.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j].学海，2012（3）.责任编辑：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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