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综述】

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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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撰写《十年来阳明学研究的状况与进展》（《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之后，短短十余年的工夫，阳明学研究已从王阳明拓展到阳明的第一、二代传人及部分王门流派。正是在阅读了几十种有关阳明后学的研究专著，尤其是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力作之后，才使我有了这种动笔的冲动，于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以及读后之体会，草拟了这篇基本属于一家之言的综述性文章，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阳明后学研究的滥觞

所谓阳明后学，大致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凡是阳明以后信奉阳明心学或在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者都可以纳入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说，阳明门下及其再传弟子（包括与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者）可以算作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233—294页；又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近年治阳明后学者一般皆取其狭义，笔者亦然。而其中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这一百多年的时光。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舞台上所展示出

来的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是明代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值得重点光顾的领域。关于阳明后学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明末清初学者所撰述的学案、宗传体著作，如刘元卿（1544—1621）的《诸儒学案》（万历年间刘庆举补修，辑有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

（1547—1629）的《圣学宗传》（万历三十三年刊行，辑有十八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周汝登的《王门宗旨》（万历三十七年刊行，辑有阳明学者五家）、过庭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的《圣学嫡派》（万历四十一年序刊，辑有六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刘鳞长（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浙学宗传》（崇祯十一年刊行，辑有十三家阳明学者之言行）、孙奇逢（1584—1675）的《理学宗传》（康熙五年序刊，辑有三十余家阳明学者之言行）等。上述编撰者，或者介于朱、王之间，或者本人就属于阳明学者，故所撰大旨以姚江为主。即使过庭训的《圣学嫡派》，虽所录阳明学者最少，但所涉及者因均为阳明后学之代表人物，故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成书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就是在这些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历史巨著。尽管以上诸家所辑所评各有侧重，甚至意见相悖，但这一时期对明代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对阳明后学的初步梳理包括个别前瞻性的评介意见，却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甚至还取代了所撰对象的原始文献，俨然成了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这其中